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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评论专刊推出的《青浪潮》系列青年艺术家访谈，一言蔽之的初衷，就是倾听青年艺术群体的所思所想，关注他们当下的处境和作品，架起他们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在向外界提供了解他们的契机的同时，也践行我们这份面向青年的文艺评论专刊的责任和义务。

　　7月，暑期档影片《热烈》登陆院线，收获了不错的评价。影片讲述街舞青年陈烁(王一博饰)在“惊叹号”队教练丁雷(黄渤饰)的帮助下逐渐成长，最终一起击败舞团前主力Kevin带领的另一支队伍，获得全国街舞大赛冠军的故事。

　　在访谈中，大鹏坦率地表示《热烈》是一部相当有难度的作品：从受众上讲，街舞是一种小众运动；从拍摄上讲，要把街舞拍好难度极大。所以，创作者要面对的挑战不仅在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将街舞题材拍好，更在于如何让这样一个小众的、充满青春激情的项目与观众产生深度的连接。对于这两个问题，大鹏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将一场20分钟的戏当作2个小时的戏看待，精细钻研舞台段落拍法；另一方面，着力构造生活质感，无论是剧本编写还是现场执导的过程中都关注生活细节。

　　对他而言，《热烈》不是一个“街舞片”，它讲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艰辛与努力，是一群“小人物”面对重重困难时的顽强拼搏。大鹏希望透过这个由真实舞者经历汇集而成的虚构故事传达出一种乐观的精神，以及最重要的，人类的善与爱。

　　“霹雳舞也有国家队？”

　　北青艺评：关于《热烈》的缘起，街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文化，拍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怎么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大鹏：缘起是杭州亚运会邀请我拍一个与亚运会有关的电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献礼片，一个命题作文。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们就到杭州去开会、采风。亚组委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创作自由，表示只要这个故事发生在亚运会筹备期间，以这个时间节点作为背景就可以。我们注意到今年亚运会有一些新的比赛项目，包括电竞、街舞等。而街舞既有娱乐性也有竞技性，很适合拍成电影。所以我们决定从街舞这个角度切入亚运会展开故事，就有了这次创作。

　　北青艺评：您之前是否了解街舞，自己跳吗？如何找到命题与自身经历的重合部分？

　　大鹏：我不跳，但我喜欢看。一方面，我小时候是乐队的吉他手，个人感觉自己在音乐这方面是有特长的。街舞需要跟音乐配合，舞者随着音乐律动，因此对我不算完全陌生。另一方面，我也好奇。我喜欢制造生活的经历，然后参与其中。我会想如果选择街舞这个题材，那么一定可以认识很多跳街舞的人，参与到他们的生活里，通过与他们的沟通创作这个故事，由此开阔我的眼界。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美妙之处。由于要为创作采风，我直接就找到了中国霹雳舞国家队的教练，让他帮我去找最有代表性的人来，跟他们一起相处，看他们的比赛和训练，聊他们的过往经历。其中有很多他们的想法，最后都还原到了电影中。

　　你可能会惊讶，霹雳舞也有国家队？确实有，有教练员也有运动员。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面对“霹雳舞也有国家队”这样的问题。其实，街舞虽然入选亚运会成为一个竞赛项目，但它还是一个小众待推广的体育运动，或者说对很多电影观众而言存在一定的门槛。所以这个电影能被拍出来，吸引很多人来看他们的故事，让很多人受到感召，我是感到非常满足的。不仅如此，我们的很多演员也都在为国争光的路上：《热烈》里面的“惊叹号”队中，有一个队员名叫森林，他就刚刚入选了中国霹雳舞国家队，而在拍摄电影期间还不是，当时只是在争取。谁也没想到“惊叹号”真的诞生了一个国家队队员。还有一个就是影片开头“Dancing Machine”队的小猴子，他不久前在法国拿了世界冠军。

　　“创作最苦恼的事是没有限定的词汇”

　　北青艺评：您和编剧苏彪如何开启合作，一般流程是什么？

　　大鹏：我们是在2012年，拍《屌丝男士》时产生了合作。当时这部剧已经在网上开播了，突然有一天我在邮箱里面收到一个投稿，作者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文案策划，一个小伙子。他说自己试着写了几个剧本，我一看写得非常精彩，就约他见面。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起创作了《屌丝男士》后三季的网剧，以及我全部的商业喜剧电影——除了中间有一个《吉祥如意》属于另外的创作分支。

　　我们两个的配合是非常流畅的，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是有重叠的：都是来自东北极小的城市，大学也考不到北京，毕业之后到北京来打工，做着和娱乐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因为热爱开始写作、拍摄，并且共同收获关注，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应该说我和苏彪是基于巨大的信任和默契，以及等同的喜剧观和价值观，由此有了长期固定的合作。

　　一般的流程很简单：两个人一起聊一件感兴趣的事情，接下来就去丰富这个故事。在大部分的合作当中都是我主要负责方向性、骨架性的内容——做什么、怎么做，苏彪负责填充血肉。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编剧，现在也有很多导演正在跟他合作。

　　北青艺评：具体到这部电影，剧本如何编写？

　　大鹏：我有一个好朋友曾经跟我说，创作最苦恼的事是没有限定的词汇，如果让我过分地自由，反而是特别难的；如果你把东西讲得很具体，难度倒相对低一些。对我和苏彪而言，要将内容消化成自己的主动表达和阐述，而具体的方式就是把故事里的角色代入自己的经历——我们都会比较相信一个人只要努力就会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们自己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首先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接下来的流程可能跟之前其他创作完全不一样。当有了亚运会的举办时间，这个事情就有了倒计时。在这个前提下开展工作，压力自然就变成动力。以前创作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可以写到满意为止；这次可能有限定的时间必须要截稿。以前是不停地修改、讨论，再修改、再讨论，拧干净所有的水分，最后找演员，然后再去筹备；这回当我们想到拍街舞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找演员。因为这样是最快路径，当你知道这个角色长什么样，你就知道故事方向该往哪儿走。于是，我们最先做的就是打动黄渤、王一博。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剧本，但比较意外的是，两个人都跳舞也都演电影，所以《热烈》对他们来说是有双重吸引力的。如果用王一博的原话说就是，“电影也是我的热爱，跳舞也是我的热爱，在一件事儿上双重热爱可以叠加，那我就愿意参与。”根据演员创作人物关系，根据他们的形象塑造角色和性格，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地铺陈开了：他们面对怎样的困难，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他们有没有伙伴……这就是这部电影的路径，跟以前不太一样，虽然结果看上去是一样的。

　　北青艺评：以后还会沿用这种创作模式吗？

　　大鹏：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创作有它的规律性，对我们来讲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创作特点就改变了我们接下来的创作。我们常年储备了很多个故事，它们在同时进行，往前看的话没有任何承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电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虽然到最后都是两个小时，但前面要付出好几年，它有一个特别长的创作周期。这就要求你必须得时刻想起这个故事来都特别兴奋，这才能支撑你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想更踏实地去讲述我们感兴趣的事情。

　　为什么Kevin是Kevin，陈烁是陈烁？

　　北青艺评：最开始怎么想到以陈烁和Kevin两个人物以及背后的阶层矛盾来结构影片？

　　大鹏：其实我们不是主动想要展现阶层之间的对立，而是故事本身滋长出来就是这样。我们需要陈烁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阻碍，因此就要设计这个阻碍。他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这个足够强大的东西是什么？Kevin与陈烁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么在创作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确定、有意为之的。但反过来看，好像也只能这么

　　写：一个苦孩子没有机会，他的另一面一定就是有资源不珍惜。虽然我们不主动制造这个矛盾，但在故事中，只要下笔还是要走向这个方向。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Kevin是Kevin，陈烁是陈烁？Kevin的父亲在影片里一场戏也没有，但从别人的嘴里可以知道这个人在美国，准备让儿子继承家业。所以，他爸对儿子跳舞这件事一点也不在乎，儿子是一个“有钱没爱”的状态。从这点看，陈烁反而是更优越的，他得到了家庭的支持，所以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温和的，Kevin的方式是激烈的。这可能才是他们真正的差别所在。

　　北青艺评：黄渤和王一博两位主演会参与到剧本创作中吗？表演上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

　　大鹏：不会，因为写剧本的时候，他们会有各自的工作。我拍所有的电影，准备工作都是非常充分的，不仅是丁雷、陈烁这两个角色，其他每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我都会给他们写人物前史，把他们的人生在电影之外的篇幅也都描述出来。这样演员会更有信念感，会相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只是那几场戏而已。

　　当然，他们看到剧本或者人物具体样子的时候，会给予一些反馈。尤其是黄渤，作为非常有经验的演员、导演，他一定会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够在丁雷这个角色上实现的，其中大部分想法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效。这次拍电影接触到的所有人都是非常温暖的，大家的沟通也非常顺畅。黄渤作为一个这么有表演经验的演员，他能够帮助我在这个角色上添加很多色彩，让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之间有很多探讨，尤其是表演尺度上的。最终关于《热烈》的很多好评都是来自表演、角色塑造上的，我也为渤哥感到很高兴。

　　北青艺评：这也是您第一次没有在自己执导的电影里出演，心态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大鹏：我非常享受这次拍摄。我自己对《热烈》是很投入的。以前拍电影的时候，在某一个阶段我会有一种成就感：它不只是我导演的，它也是我演的，无论是我自己还是观众，总会有肯定它的地方。但这次我会问自己，我没有参与演出，那我还会为这个电影倾注全部吗？我甚至会问自己，对《热烈》和《保你平安》哪个倾注了更多的精力，更希望哪个电影好？

　　没有答案。但仿佛是在这次拍摄时，我找到了作为导演的快感。以前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演员的我在攒局，这次是有了职业导演应该得到的创作体验——不在台前出现，只是为这个作品负责。所以这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导演这件事情的认知。接下来，除非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会成为保底演员，否则我愿意与更多演员合作，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用拍一部电影的精力去拍最后的20分钟”

　　北青艺评：舞台段落难度很大，您在拍摄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大鹏：首先我认为拍摄街舞题材一定是对国产电影有视听层面的贡献的。我过往的所有创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一开始我自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就希望它在国产电影领域是新的。比如《煎饼侠》，我好像没有看见过一个中国面孔穿着超级英雄的紧身衣、披着斗篷；《缝纫机乐队》也是一样的，把一个演出还原在电影里。

　　从根本上说，《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热烈》对我而言都是同一个主题，就是一群人想干同一件事，最后把它干成了。这是一个序列，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到了《热烈》这儿，这样的“追梦故事”在我的创作体系里基本上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具体到《热烈》，好像国外有很多音乐电影，但国内就比较少；街舞也是一样，可参照的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事情做了、做好，非常酷。接下来，我看了能找到的全世界范围内的街舞电影，每天看每天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文件夹里大概有50多部，有跳舞题材的，有运动类的，歌舞的也看。这之中不知道哪句话、哪个地方可以武装自己，但重要的是看我自己做不到的一面，比如跳舞怎么拍。

　　北青艺评：筹备期间怎样计划，怎样与团队合作解决技术问题？

　　大鹏：把所有能找到的电影都看完了，我就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技术解决呈现的问题。基本原则就是要找一群最合适的合作伙伴，能力上的最强者进行排列组合：跳舞要找最厉害的，除了黄渤、王一博，“惊叹号”里面所有的舞者都是中国最厉害的一批，说是人均世界冠军也不为过。要保证技术层面跟得上，就要找最适合拍街舞的摄影师、剪辑师。我们的剪辑叫张一博，他之前凭借《少年的你》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剪辑。而事实上除了剪辑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个职业舞者，到现在还在全国参加比赛。所以他同时具备舞者的属性和剪辑的素质，那么在处理舞蹈戏剪辑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反复试。开机前半年，当时是个冬天，我们在北京昌平的一个摄影棚里(《缝纫机乐队》也是在那里拍摄的)，找来了北京最厉害的两个B-boy(英文“breaking-boy”的简称)和两个舞蹈团体，每天就在那儿“研发”，像搞科学试验一样。针对每一个他们呈现的大招“头转”，应该用什么样的摄影机、画幅、移动设备去拍摄，最后剪成样片，不停地看、不停地修正。所有这些确保了我们在开机之前对于舞蹈呈现是有信心的。可以说在中国电影这个范围内，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最好的，也可以跟世界上的好比较一下。

　　北青艺评：影片最后一部分“逆风翻盘”是很复杂的，怎样做到精彩又合理？

　　大鹏：拍这场戏之前，我们在拍摄周期内，全剧组停工，进行了二次筹备。我每天带着大家开会，把“全国街舞大赛”这一场戏拆成了120场戏。也就是说这个“全国街舞大赛”是由120场戏组成的，我们用了拍一部电影的精力去拍最后的20分钟，让它浓缩成一部有自己的戏剧段落的电影，可以说是“武戏文拍”，让它承担情绪、承担叙事功能。在此之前，我也会去问舞者、DJ、裁判，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一些极端的反转情况，作为素材让我使用。所以其中出现的所有意外情况，包括逆风翻盘、队员受伤、突然音乐断掉，都是现实比赛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现实的依据作为支撑。

　　但我觉得拍这个电影真正的难度还不在拍跳舞，而在于怎么拍普通人的生活，让观众感觉它不是一个歌舞片，而是在讲述普通人的热爱。我们当然可以渲染电影里有三场重要的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时间、钱，堆积成最后的视觉呈现。但我觉得最难的还是生活当中的对话、人物的成长、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化学反应。

　　“我觉得拍电影就是要真实”

　　北青艺评：您的电影通常都有很强烈的生活质感，营造或构建的方法是什么？

　　大鹏：其实生活感对我来讲从来不复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东北城市，到北京来“北漂”，有机会拍电影……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幸运。结论就是，无论是《保你平安》也好，《热烈》也好，我去到全国各地的路演，大家都觉得两部片子挺有“烟火气”，对这个评价我自己感到比较满意。

　　我觉得拍电影就是要真实，所以在具体操作一场戏的时候，时常特别花费精力在主演身后的那些人怎么走路上，看他们走路的时候有没有情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一个群众演员、一个NPC。我非常在乎这件事。大家看到跳街舞的比赛，可能会觉得很燃很沉浸。这里面有个秘诀，就是观众的反应很重要。很多国产电影遇到这样的场面可能会让人感觉有点假、有点架空，原因就是旁边的人反应不足。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调动这部分人的表演情绪。具体到电影里，比如陈烁出去买菜，市场里那些人都不是群众演员，都是真实的小商贩。我只需要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做正常的自己，跟买菜的人聊天就行了。“烟火气”对我来说就是这个道理。

　　文/圆首的秘书 【编辑:刘阳禾】

　　中新网兰州8月25日电 (记者 孙自法)“匈牙利语版《‘一带一路’手册》出版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古代游牧民族历史合作研究，将丰富全世界人类的历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影响很大，巴基斯坦受益良多”“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安全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研究应对”……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建设10周年，由“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跨大陆交流与丝路文明联盟(ATE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匈牙利科学院共同主办的ANSO丝绸之路论坛暨第二届ATES科学会议，8月23日至25日在兰州大学举行，中国、匈牙利、澳大利亚、南非、瑞士、英国、德国、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蒙古国、美国、土耳其、加拿大、伊朗、尼泊尔等19个国家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丝绸之路文明演化与气候环境变化”主题展开跨学科交流与研讨。

　　多位参会外国专家学者代表会间接受记者采访认为，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而言，“一带一路”是一条开放合作、互惠共赢之路，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他们期待“一带一路”后续建设更大力度支持相关科学研究，为国际交流合作研究带来更多机会和舞台。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讲师梅林达(Pap　Melinda)(左)、匈牙利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若尔特·西拉吉菲(Zsolt　Szilágyi)研究员在会场背景板前合影。中新网记者 孙自法 摄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讲师梅林达(Pap Melinda)以一口流利的中文说，她早就听说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匈牙利也是最早参与的欧洲国家，作为汉学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收获很大，有很多机会跟中国学者沟通。她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者共同翻译的匈牙利语版《“一带一路”手册》正在推进出版。罗兰大学今年新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致力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古代罗马帝国和古代中国关系研究，将对考古学发掘出土材料及研究成果与古代文献记录、民间传说与史实开展对比研究。在欧洲，匈中关系是最紧密、最友好关系之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国在各个方面都有合作的机会，未来合作空间广阔。

　　匈牙利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若尔特·西拉吉菲(Zsolt Szilágyi)研究员表示，匈牙利科学院很高兴在“一带一路”建设10周年时参与主办ANSO丝绸之路论坛暨第二届ATES科学会议。匈牙利科学院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开展考古学和生态学合作研究，考古学方面期待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展辽代考古项目以及古人类基因组研究；生态学方面将主要开展现代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中如何以传统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的研究，并供当代社会学习借鉴。

　　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学研究院历史学者岗巴特(Nyamdag Ganbat)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古代游牧民族历史，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所有国家有很大影响。人类从古代到现代一直不停交流，“一带一路”必须合作研究，共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密切、高效合作也会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他本人参与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学研究院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长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和技术交流”。他说，蒙古国科学院提出“草原之路”研究，俄罗斯科学院开展丝绸之路北方路线研究，这两项研究加入“一带一路”框架，合作研究古代游牧民族历史，将丰富全世界人类的历史。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穆罕默德·沙菲克(Muhammad Shafique)教授说，“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影响很大，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倡议，中巴经济走廊完全运行起来后，对巴基斯坦国家发展和经济社会都有非常大的促进，特别是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援建帮助很大，希望未来中国有更多对巴投资，创造更多发展机会。通过“一带一路”项目，他个人获得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合作开展滑坡灾害基础研究工作的机会，目前正在申请中巴经济走廊合作项目，开展相关研究。他还期待“一带一路”建设未来进一步支持巴基斯坦农业(农业机械、肥料)、电力、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科学研究等领域发展，特别是对青年学者交流合作提供更多支持。

ATES重要成员、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系教授哈桑·纳什利(Hassan　Fazeli　Nashli)(左)与在中国生活十多年的伊朗参会代表佳期(Mehrnoush)在会议背景板前合影。中新网记者 孙自法 摄

　　ATES重要成员、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系教授哈桑·纳什利(Hassan Fazeli Nashli)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设，对伊朗发展和民众生活有很大帮助，该倡议有很多特点：一是考古历史研究表明，包括伊朗和中国在内，历史上很多国家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密切联系；二是除了推动政府联系外，还推进民间交流，加强人民之间的民心相通；三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更多机会、服务和支持；四是参加“一带一路”框架下各种学术交流会议，可以获得更多历史认知。作为中伊国际合作项目“伊朗北部全新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伊方考古课题负责人，他认为，该项目有望推动干旱区人地关系研究和气候变化理论框架的建立，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安全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研究应对。

　　德国考古学者拉杜·约维塔(Radu Iovita)目前在美国纽约大学任教并长期在哈萨克斯坦开展中亚相关考古研究工作，也在哈萨克斯坦感受到“一带一路”的强大影响力。这次来兰州参会是他第一次来中国，第一印象是“人们友好，食物也非常好”。他说，很高兴“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科学发展，虽然自己目前仅与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的中国同行有学术交流，没有具体合作项目，但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今后有更多机会到中国来进行相关学术交流与考古研究合作；也期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相关国家能更多出台政策措施，支持全球各地专家学者更方便、更快捷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艺术和教育学者理查德·拉蒙(Ricard Huerta Ramón)表示，瓦伦西亚有一座丝绸博物馆，丝绸一直到现在都是瓦伦西亚民众最喜欢的衣服布料，并且当地丝绸品牌产品大多也是在中国生产。瓦伦西亚和中国有很深渊源，除了丝绸来自中国之外，当地制纸、印刷技术以及橘子等物品都传自中国，欧洲最早的制纸厂就在瓦伦西亚，西班牙第一个孔子学院也建在瓦伦西亚大学。他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有经意大利、非洲的两条路线将中国技术与物品传至西班牙，“瓦伦西亚是一座非常开放的港口城市，在丝绸之路上是比威尼斯更重要的港口”。至于面向未来的“一带一路”交流合作，不仅瓦伦西亚大学建有孔子学院，当地很多小孩也在学中文，“我女儿十岁时有个好朋友就是中国小男孩，下一代的交流从小就开始了”。(完)